在GOAL的新系列中，我们关注那些尽管才华横溢，却选择逆潮流而行的球员。

索克拉提斯与古希腊哲学家同名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位伟大的巴西球员是足球史上最伟大的叛逆者之一，正是凭借他进步的观点，他才能够改变现状。

希腊的索克拉提斯发明了许多东西，其中包括对话的哲学方法。足球运动员索克拉提斯则像没有其他人一样塑造了足球的政治化，并将他的俱乐部科林蒂安变成了一种民主制度。而且，这位身高6尺3寸的瘦高个子小脚男孩的射门技术让人叹为观止！

因此，索克拉提斯是GOAL叛逆联合的典型代表：

足球运动员索克拉提斯

作为一个组织进攻的中场，索克拉提斯在1980年代为科林蒂安和巴西国家队掌控了比赛。他进了很多球，送出了许多精彩的传球，偏好用脚后跟。传说伟大的贝利曾经说过，索克拉提斯玩得比许多球员往前打得还要好。

蓝色短裤、黄色球衣、白色头带、庆祝时举起的拳头、蓬乱的头发和像拉丁美洲革命家切·格瓦拉一样的胡须——这就是当时还未全球化的足球世界在1982年和1986年两次世界杯上认识索克拉提斯的样子。尽管他们的足球很魔幻，巴西在两届世界杯上都未能走出小组赛，与1954年的匈牙利和1974年的荷兰一样，1982年的巴西队是世界杯历史上令人难忘的失败者。

科林蒂安民主

索克拉提斯本可以参加1978年世界杯。当时他24岁，但由于忙于医学学习，未能参赛。因此，“医生索克拉提斯”在一年后才首次为国家队出场。届时，他已经在科林蒂安踢球，而这个俱乐部很快成为全球最激动人心的足球项目之一。

在经历了专制俱乐部管理层的体育失败后，瓦尔德马尔·皮雷斯在1982年初当选为新主席，随后任命社会学家阿迪尔松·蒙特罗·阿尔维斯为运动总监。他们共同给予球员完全的创作自由。

当时，科林蒂安有多名活跃的政治球员。弗拉基米尔不仅在场上防守，也在政治光谱上; 沃尔特·卡萨格兰德甚至因政治活动短暂入狱; 而最重要的索克拉提斯，外表与内心都像格瓦拉。“我希望能成为古巴人，”他曾说。

索克拉提斯和他的战友们在科林蒂安创建了基层民主结构。球员、教练和官员对所有决定无论多么琐碎都进行多数投票。每个意见都被征询，从新签、出售、解雇到人员编制、训练时间和食堂菜单。同时，所谓集中营的规定得到放宽，即比赛前球员被锁在酒店内的规则。

这个概念被称为“科林蒂安民主”。然而，这个独特的足球俱乐部不仅关注内部事务，还关注国家状况。在他们的球衣上，科林蒂安批评了自1964年以来统治巴西的军事独裁政权，标语如“现在直接选举”和“我想选总统”。索克拉提斯自己喜欢戴上带有特殊讯息的白色头带：“人们需要正义”、“是的，爱；不，恐怖”和“反对暴力”。

我们需要他这样的天才

科林蒂安独特的民主并没有影响他们在场上的表现。在1982年和1983年，科林蒂安赢得了著名的圣保罗州锦标赛，而他们在俱乐部历史上首次全国锦标赛中险些获得冠军。索克拉提斯本人在1983年被评为南美年度足球运动员。

“我们运动成功的原因有很多，但索克拉提斯是最重要的之一，”同伴卡萨格兰德后来告诉《卫报》。 “我们需要他这样的天才，一个政治敏锐且受人尊敬的人。他是我们的屏障。没有他，科林蒂安民主是不可能存在的。”

虽然运动迅速繁荣，但也迅速衰退。1984年在圣保罗举行的一次集会上，估计有两百万人参加，索克拉提斯宣布，只有在巴西有直接选举的情况下他才会留在巴西。为此的宪法修正案在议会未能通过，因此索克拉提斯转会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当独裁统治确实在次年结束时，他返回巴西，先是加入里约热内卢的弗拉门戈，后来又转会桑托斯。

晚年

索克拉提斯在1986年世界杯的国际舞台上最后一次重大亮相，当时巴西在四分之一决赛中通过点球败给了法国，而索克拉提斯罚失点球。随后，他于1989年结束了职业生涯，转而作为儿科医生工作，尽管在2004年他以50岁之龄为英格兰非联赛球队加福斯镇踢了一场比赛。

索克拉提斯于2011年去世，享年仅57岁，健康因过量饮酒和吸烟而遭受严重损害。在他去世后不久，纪录片《球场叛徒》上映，讲述了索克拉提斯和科林蒂安民主。这部电影恰如其分地由埃里克·坎通纳呈现，坎通纳某种程度上是作为另一位伟大足球叛徒的索克拉提斯的精神兄弟。

“巴西失去了一位最受珍视的儿子，”时任巴西总统的迪尔玛·罗塞夫在追悼演讲中说。“在球场上，他是个天才。离开球场，他积极参与政治，关心他的人民和国家。”但这并非全部真相：索克拉提斯不仅在球场外积极参与政治，也在球场上，始终关注着他的人民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