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2月11日夜，北京音乐厅的聚光灯下，21岁的清华女生朱令身着白衣黑裙，完成了长达十分钟的古琴独奏《广陵散》。她神采飞扬、光彩夺目，这是她最后一次以如此优雅耀眼的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谁也没有想到，此刻的朱令正强忍身体的疼痛，已经三天滴水未进。几天之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噩梦彻底改变了这个年轻生命的轨迹。

演出结束后不久，朱令的健康急转直下。

她开始出现剧烈的腹痛，食欲不振，全身乏力，并伴随大把脱发。

短短几周内，她乌黑的长发几乎掉光，人也日渐消瘦。

起初，她以为只是劳累所致，坚持不肯请假休息，因为不想耽误学校“一二·九”纪念活动的演出。

直到12月下旬，情况已不容乐观——朱令的父母这才紧急将她送往医院，试图找出病因。

才女与她的世界

朱令，本名朱令令，出生于1973年的北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

父亲吴承之是中国地震局的高级工程师，母亲朱明新则出身于革命家庭。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朱令自幼品学兼优，多才多艺。

她不仅学习成绩在名校汇文中学一路拔尖，高考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专业，还是一位出色的音乐爱好者和运动爱好者。

钢琴和古琴造诣颇深，曾师从名家，大学里加入校民乐队担任中阮首席，1994年夺得全国高校艺术表演独奏组二等奖。

年轻时的朱令

此外，她游泳技能出色，是北京市二级运动员。

身边同学形容朱令“才貌双全”，央视曾称她为“清华大学最完美女生”。

这样一位前途无量的才女，本应拥有璀璨的人生。

然而，无形的黑手已在她身边潜伏。

清华园的生活紧张而充实，朱令在校与同班同学关系融洽，尤其是同宿舍的室友们。

她所在的112号学生宿舍住着四名女生，朱令和其中一名室友孙维关系要好，两人同为物化2班同学，又同在民乐队演奏乐器，朱令擅长古琴和中阮，孙维演奏中阮。

大学二年级的她们朝夕相处，共同经历着青春年华。

在旁人看来，朱令和室友们相处融洽，并无明显矛盾冲突。

然而，命运的转折往往在看似风平浪静时悄然发生。

隐秘的第一次中毒

时间回到案件发生前的1994年秋。

据同学回忆，早在10月间，朱令曾两次出现短暂失明和视力模糊的怪异症状。

她为此先后到清华大学校医院和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检查，但并未发现明确问题。

11月24日，正值朱令21岁生日，当晚与父亲在校外聚餐时，她突然感到腹部剧痛。

此后数日疼痛不减，反而新增了腰部及四肢关节疼痛等症状。

12月8日左右，朱令病情进一步加剧：胃口尽失，且出现大量脱发。

然而她仍抱着乐观与责任感，坚持参加完12月中旬的校园文艺演出。

直到12月23日，朱令的身体已严重衰弱，头发几乎全部脱落。

家人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妙，在圣诞节前夕将她紧急送入北京市同仁医院。

在同仁医院消化科病房，医生们面对朱令复杂的症状一时束手无策。

怀疑是某种中毒或代谢疾病，他们进行了多项检查，包括尿液重金属检测。

常见的砷、汞中毒筛查结果均为阴性，影像学和内分泌检查也看不出异常。

朱令全身毛发脱落、指甲甲床微循环异常，但病因成谜。

病中的朱令

在没有明确诊断的情况下，医院只能对症支持治疗，中西医并用——一方面给予营养补充，另一方面尝试中药调理。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一个月的治疗，朱令症状逐渐缓解，新头发开始长出。

1995年1月23日，她的状况有所好转，迫不及待要求出院。

朱令惦记着学校落下的功课和即将到来的期末考试，觉得不能再耽搁时间。

医生虽然尚未查明病因，但见她恢复明显，也只好同意出院观察。

出院时，朱令头发已长出短短一层，身体仍十分虚弱。

寒假期间，她在家静养。

然而，这次劫后余生的欣慰并没有持续多久。

一场更大的危机正悄然逼近。

再次发作：剧毒暗影重临

1995年2月20日，清华大学春季学期注册报到的日子，朱令怀着重返校园的期待，坚持回校上课。

然而返校后不到一周，她的身体又出现异样。据朱令母亲回忆，开学第一周内朱令就感到不适。

第二个周一（2月27日）时双脚开始剧烈疼痛。

显然，那场诡异的疾病卷土重来了。这次，它的进程更加凶险迅猛。

3月7日前后，朱令再次前往医院就诊，但这回病情急转直下。

她被迅速收入院治疗，随后转入北京协和医院（当时国内顶尖的医院之一）接受抢救。

朱令很快陷入昏迷，被送入协和医院的重症监护室(ICU)。

这一次，朱令的病情比第一次更加危急。她昏迷不醒，高烧不退，多脏器功能受到损害。

医生面临一个巨大的谜团：一个年仅21岁、既往身体健康的女孩，究竟患上了什么离奇重病？

各种常规检查依旧无法给出答案，治疗陷入困局。

看着朱令躺在病床上命悬一线，父母和亲友既焦急又绝望。

如果病因再找不出来，朱令恐怕难逃厄运。

求助互联网：生死时速的诊断

眼看医院束手无策，朱令的同学和朋友们决定铤而走险，向社会和全球寻求帮助。

1995年4月10日，朱令的高中同学、北京大学力学系学生贝志诚和蔡全清等人，将朱令详细的病历资料翻译成英文。

他们利用北大校园网络，将这封求助邮件发送到当时全球最大的医学讨论论坛Usenet的sci.med等新闻组，以及BITNET等网络社区。

邮件中描述了朱令发病以来的全过程、各项化验结果和国内医生的初步诊断，希望海外医学界能提供线索。

消息发出后，奇迹般地引起了全球医生的响应。

短短18天里，贝志诚等人陆续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回信超过2000封（有资料称实际回复高达3000多封）。

共有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十位医学专家给出建议，其中84位专家明确提出“铊中毒”这一诊断可能。

据统计，大约30%的回复都认为朱令的症状典型且无法排除铊中毒。

一些国外医生指出，协和医院可能遗漏了对铊元素的检测，因为铊中毒的早期症状（如脱发、周身疼痛等）与朱令的表现高度吻合。

事实上，协和医院先前虽然声称已经做过重金属中毒方面的检测，但其实只筛查了砷等常见毒物，并未针对铊元素进行专门检查。

在这些电子邮件交流中，海外专家强烈建议尽快对朱令进行铊中毒检测，并讨论解毒方案。

有人提出特效解毒剂普鲁士蓝（一种能有效吸附体内铊元素的化学剂），也有人建议使用螯合剂或血液透析等手段。

普鲁士蓝

通过互联网远程会诊，朱令的病情不断被更多人所关注。

然而，此时摆在眼前的现实是：病人在国内的ICU病床上垂危，国外的建议如何尽快转化为实际治疗，是一道生死攸关的课题。

贝志诚等同学不遗余力地将收集到的重要线索反馈给协和医院。

他们打印出洋洋洒洒的英文回信和诊断意见，甚至亲自跑到医院重症监护室门口，希望转交给救治朱令的医生。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们的热心举动却未得到院方积极的回应。

据事后回忆，ICU的医生鲜有人认真阅读这些资料，更没有按照邮件中专家的建议立即展开铊中毒检测。

当朱令家属央求医生参考国外意见时，得到的答复却是：“我们有能力查阅国际医学数据库。”

甚至嫌北大学生“带来很多问题”。

可以想象，当时国内一些医务人员对于民间跨国求助的戒心与傲慢，使宝贵的抢救时机再次被延误。

贝志诚等人见直接沟通不畅，转而尝试从技术上帮协和医院连接互联网。

他们主动提出赠送一台调制解调器(Modem)给医院电脑，以便让一线医生直接同海外同行实时交流。

但因为某些“非技术性原因”，这一提议也未能实现。

参与远程会诊的外国专家对信息沟通受阻深感遗憾。

就这样，朱令整整在病床上多等待了两个星期，她的病因仍旧悬而未决。

真相初现：铊中毒确诊

在经历了50多个日夜的煎熬后，朱令的父母决定主动出击，不再完全指望医院流程。

1995年4月28日清晨，他们在协和医院一位富有良知的医生暗中帮助下，从昏迷的朱令身上取到了关键的生物样本：尿液、脑脊液、血液，以及此前剪下保存的指甲和头发。

他们火速将这些样本送到北京市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研究所，找到了国内知名的铊中毒研究专家、陈震阳教授求助。

化验结果很快揭晓。

令所有人震惊又恐惧的猜想被确凿证实：“所有标本中均检出极高含量的铊”，远超健康人正常值的成百上千倍！

朱令确实是铊中毒无疑，而且根据不同样本铊含量推断，她并非一次中毒，而是先后经历了两次铊投毒。

检测报告显示，朱令4月28日当日各项指标触目惊心：尿铊浓度275微克/升，血铊31微克/升，毛发含铊531微克/公斤，指甲含铊22,824微克/公斤，脑脊液中也有263微克/升。

这些数字远远超过致死剂量。

朱令体内的铊含量之高，足以致命数次。

陈震阳教授当场出具了检测报告，明确指出朱令为两次急性铊中毒，判断绝非意外摄入，极有可能是有人蓄意投毒。

噩梦终于被揭开真面目，但留给医生和家属的是复杂的心情。

既有终于找到元凶的释然，更有对人为投毒的震惊与愤怒。

确诊铊中毒的消息传回协和医院，立即引发医疗方案的调整。

此前医院一直没对症下药，眼下必须争分夺秒清除体内毒素。

当天，协和方面准备采用一种通用的重金属解毒剂二巯基丙醇 (BAL) 开始治疗。

然而，多位参与远程会诊的国外毒理专家（如伊万·彼得热尔卡博士、阿肖克·贾殷博士）提出异议。

BAL并非铊中毒的特效药，而且副作用强。

他们更推荐此前提到的普鲁士蓝。

所幸朱令家属未雨绸缪，在4月28日当天夜里，紧急联系多方渠道，筹集到了普鲁士蓝药剂。

先是在中日友好医院找到了仅存的20支普鲁士蓝针剂，随后又从职业病所调剂了一批药物。

在获取解毒药后，协和医院当夜即调整方案，开始对朱令实施综合救治。

口服普鲁士蓝配合血液透析、氯化钾增排以及二巯基丁二酸等联合治疗。

有了正确的解毒方向，朱令的生命算是暂时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

然而，由于诊断足足迟了七周之久，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铊对朱令身体的伤害已无法逆转。

回顾整个救治过程：从朱令入住医院到确诊铊中毒，历时50天；其间为维持她的生命，医院前后花费了约50万元医疗费用，甚至为她进行了8次换血操作。

而讽刺的是，真正的特效解毒药普鲁士蓝每支不过4元人民币，解毒总共只花了区区40元。

治疗中的朱令

过于漫长的确诊等待虽救回了朱令一命，但她因此落下了严重的终身残疾。

中毒造成的脑损伤和神经损伤令朱令智力大幅衰退、语言能力受损，双目几近失明，生活无法自理。

这个曾经聪慧灵动的女孩，从此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需要全天候的看护与照料。

在确诊铊中毒的当晚，朱令的父母悲喜交加。

女儿终于有救了，可投毒真凶仍逍遥法外。

夫妻俩当即决定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将害人凶手绳之以法。

警方介入：大学校园惊现投毒案

1995年4月28日深夜，得知化验结果后，朱令的父母立刻找到清华大学化学系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主任薛芳渝教授，请求学校协助报警。

薛教授意识到事态严重，当即向校领导做了汇报。

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贺美英、校长王大中获悉后，立即指示校保卫部门介入。

当天深夜，薛芳渝亲自打电话向兼任清华大学派出所副所长的校保卫部长通报情况，请他迅速向北京市公安局报案。

次日（4月29日）一早，朱令的家属再次与薛教授联系，强烈要求保护现场：尽快将朱令宿舍的同学搬离，封存朱令在宿舍的所有个人物品，以便进一步检验取证。

然而薛教授以“搬出同学有困难”为由，没有立即采取宿舍隔离措施。

就这样，报警后的最初几天里，朱令的宿舍并未被妥善保护，现场取证工作面临拖延与风险。

1995年5月5日，清华大学保卫部正式向北京市公安局报案备案（另有记录显示，北京市公安局于5月7日正式立案侦查）。

警方闻讯成立了专案组，由北京市公安局第十四处负责侦办。

这起发生在顶尖学府校园内的离奇投毒案，震动了北京市公安系统。

当局高度重视，先后走访调查了朱令日常接触的130多名相关人员，并排查了北京地区100多家使用、生产铊制剂的单位。

铊这种罕见毒物的来源和可能的作案手法，成为警方调查的关键方向。

当时有内部人士透露，北京市只有二十多家单位会用到铊化合物，全市能接触铊的人不过二百余人。

朱令在弹古琴

清华园发生的这起案件，很可能意味着投毒者就在朱令身边。

警方调查询问了朱令身边的师生，很快聚焦到清华大学化学实验室可能的漏洞。

据校方反映，校园内严格管控剧毒化学品，但化学系实验室当时将铊盐并未按照剧毒化学品登记管理。

也就是说，在1994-1995年时，清华校园内学生有机会接触铊。

事实上，就在朱令案件发生的同一年，北京大学也发生过学生铊中毒事件。

之后教育主管部门痛定思痛，于1997年下发通知，要求全国高校加强化学危险品管理，特别指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先后发生两起学生铊盐中毒案件。

除涉嫌人为作案外，铊盐未按剧毒品管理是其重要原因”。

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朱令案极有可能是他人投毒所致。

就在警方紧锣密鼓调查时，一个令人细思极恐的插曲发生了：朱令宿舍内出现了失窃事件。

据清华保卫部门5月7日立案时向朱令家属通报，在4月28日至5月7日这段关键时期里，朱令宿舍有人趁乱翻动过她的物品，事后发现朱令的部分私人生活用品不见了。

失踪的物件包括朱令的隐形眼镜盒、口红、洗发液、沐浴露，以及水杯等日常用品。

这些东西看似寻常，却极可能是投毒者用于下毒的载体或证据——例如水杯中残留的毒剂、隐形眼镜护理液被投毒等。

正如朱令母亲后来在公开信中透露的那样：犯罪嫌疑人利用警方尚未及时介入的空档，破坏了朱令宿舍的物品。

这起“失窃案”让本已艰难的调查雪上加霜：许多关键的直接证据可能已被凶手销毁。

一位有数十年破案经验的老公安分析说，由于报案已在事发两个月后，直接证据被灭失，案件继续侦查难度极大。

尽管如此，警方并未放弃，他们仍然决心抽丝剥茧，从蛛丝马迹中找出真凶。

嫌疑指向：室友孙维浮出水面

在大量走访和技术排查后，调查组逐步锁定了一个最可疑的目标人物——朱令的同班同宿舍好友孙维。

首先，作案者必定与朱令关系密切、能长时间近距离接触她。

两次投毒间隔几个月，期间朱令曾长时间住院休养，只有返回学校后再次接触到投毒者才会迅速复发。

因此，“凶手一定是非常接近朱令的人，可以给她递食物和水的人”。

校园环境相对封闭，而朱令主要活动范围仅限于清华校园和宿舍。

据此推断，最可能的投毒时机是在宿舍生活中。

其次，一个重要线索来自警方对清华化学系的调查。

有证据显示，当年清华大学化学系里只有一名本科生能够合法接触到铊——她正是朱令的室友孙维。

当时孙维曾协助一位教授做过含铊的科研课题，由此接触和使用铊试剂，而朱令及其他同学并无机会接近铊化学品。

警方在石家庄找到了孙维所在课题组购买铊盐的发票，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嫌疑。

换言之，在朱令周围的人中，孙维是极少数具备取得并使用铊的条件的人。

这使她在众多调查对象中显得格外可疑。

孙维（左） 朱令（右）

再次，孙维的行为也引起了一些旁人注意。

在朱令第二次住院抢救期间，《北京青年报》和杂志《女友》曾报道过朱令中毒事件。

当年采访朱令宿舍时发现一个细节。

朱令的床铺上被室友堆满了行李，而那位室友以很忙为由拒绝接受采访，只留下一句生硬的话：

“朱令，女，21岁，才貌双全，多才多艺，性格活泼开朗大方，自去年12月生病，今年3月昏迷，至今仍在协和医院接受治疗，句号。”

这个冷淡的回应给采访记者留下深刻印象。

虽然当时并未指名道姓，但这位拒绝采访的室友正是孙维。

有媒体后来评价，彼时几乎无人将矛头指向孙维，因为她此前是朱令关系很好的朋友。

但事后回望，这种疏离和回避的态度不免令人疑窦丛生。

1995年4月，朱令尚在医院昏迷未醒时，孙维接受公安机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正式讯问。

4月2日，北京市公安局十四处的民警以“了解情况”为由，将仍在实验室的孙维带走问话。

根据当年新修订实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警方可以传唤嫌疑人到指定地点讯问最长12小时。

孙维在没有任何正式逮捕拘留手续的情况下，被连续问话了8小时。

讯问结束后，她在笔录上签了字，随即由家人接回了家。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次讯问中，孙维才从警方口中第一次得知：清华大学方面告诉警方，她是唯一能接触到铊的学生。

孙维事后对此表示震惊和不满，称实验室管理并非如此严苛，自己被“唯一嫌疑”这一结论所措手不及。

无论如何，警方显然已将她作为头号嫌疑人展开调查。

伴随着调查深入，更多细节浮现出来。

从动机看，朱令与孙维表面上交好，但不排除潜在矛盾。

朱令（左） 孙维 （中）

一种猜测是嫉妒或竞争心理：朱令各方面表现出色，可能引发同窗中的妒意。

然而关于动机，警方从未公布确凿结论，我们也无法确定。

在没有公开证据的情况下，任何动机推断都只能停留在猜测。警方当时掌握的主要是作案条件和机会方面的证据链，却苦于缺少直接物证将嫌疑人与投毒行为联系起来。

正如朱令母亲朱明新后来在一封公开信中透露的那样：

警方一直怀疑朱令同宿舍兼同班的一位女生是真凶，但苦于“少于1%的过硬证据”尚未找到，例如嫌疑人的指纹等直接证据缺乏。

由于投毒的临床报告出得太迟，嫌疑人趁机销毁了现场物品，令取证变得异常困难。

迟滞的侦查：真相迟迟不至

在1995年至1997年的漫长调查中，北京警方始终没有对任何人正式逮捕起诉。

尽管内部一度信心满满，称“有对象”，“只差一层窗户纸”就可揭开真相，但这层窗户纸始终未能捅破。

案件侦查几经波折，渐渐陷入僵局。

对于公众来说，这桩离奇的清华投毒案仿佛石沉大海，真相依旧成谜。

朱令家属并不甘心案件无果。

1997年，眼看涉案学生即将本科毕业离校，获取证人证词将更为困难，朱令的父母在3月和5月两度上书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及国家领导人，强烈要求加紧破案。

他们担心一旦嫌疑人离开学校甚至出国，案件将更加无从追查。

警方对此有所动作：1997年4月，在尚未找到新证据的情况下，警方再次询问了清华方面关于铊管理的问题。

这一次，清华校方改变了最初的说法，明确承认化学系本科生里确有学生曾接触使用铊试剂，而那人就是朱令的室友孙维。

这一结论与两年前调查所得相吻合，无疑进一步坐实了警方对孙维的怀疑。

然而，即便如此，仍然没有突破性的直接证据将孙维与投毒行为联系起来。

年轻时的朱令

侦查机关虽一度表示“有信心在法庭上定罪”，却迟迟未能提请检察机关批捕。

1997年上半年，朱令家属两封上书后不久，孙维的家人也于当年1月给中央高层写信，申诉孙维受到怀疑的情况。

由此案所引发的舆论和高层关注，使得警方承受着各方面压力。

一方面是社会要求严惩真凶的呼声，另一方面是嫌疑人及其家庭不断强调清白、要求停止调查的呼声。

在这种胶着状态下，北京警方对孙维仅进行过一次讯问（即1995年4月2日那次），此后再未传唤过任何嫌疑人。

调查工作渐趋低调和保守。

1998年8月25日，在案件发生三年多后，北京市公安局对朱令案作出了“结案”决定。

据后来披露的一份公安部文件记载：警方认定朱令系铊中毒，查清了清华大学铊盐的使用情况，但由于证据不足，案件未能侦破，在这一天以“无果结案”处理。

令人遗憾的是，警方并未召开发布会公布结案消息，朱令家属甚至没有收到正式的结案通知。

案件就这样在沉默中画上了一个并不让人满意的逗号。

既非真正破案，也未完全公开真相和细节，实际上成为了一桩悬而未决的悬案。

官方的沉默并不意味着公众遗忘了朱令案。

相反，从90年代后期开始，这起案件在社会上逐渐演变成一个讨论热点，人们对真相的追问从未停止。

由于当年没有公开审理，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嫌疑人姓名，坊间对案件真凶有各种传言和猜测。

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认为，案件迟迟未决可能与嫌疑人的背景有关，甚至猜测存在“保护伞”干预办案。

然而，这些说法始终缺乏公开证据的支持。

面对质疑，北京警方在多年后做出过公开回应。

2013年5月8日，北京市公安局通过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发布通报称，朱令案侦办过程中“始终坚持依法公正办案，未受到任何干扰”。

警方强调，案件未破 purely 出于证据因素，而非外力因素。

但在真相未明的情况下，民间的不信任感依然难以消除。

余波：漫长的痛苦

朱令虽侥幸保住性命，但余生的境遇令人唏嘘。

出院后，她陷入了长期的康复与残障状态，身体和智力都大幅受损。

她几乎完全失明，智能停留在儿童水平，日常生活不能自理，必须24小时有人照顾。

朱令的父母在失去大女儿吴今（1989年意外去世）后，又全身心投入照料小女儿的漫漫长路。

朱令一家人

一家人的命运被这两次投毒彻底改变：曾经两鬓斑白的工程师和夫人，不得不过早承担起护理瘫痪女儿的重担。

为了给朱令看病康复，他们花光了积蓄，还要面对高昂的医疗开销和身心压力。

清华大学曾在朱令住院初期承担了部分医疗费用，支付了近50万元巨额治疗费。

但根据学校规定，学生因病休学一年后将停止公费医疗。

1996年4月30日起，清华不再负担朱令的治疗费用，巨大的开销全落在朱令父母肩上。

朱家本不富裕，为了延续女儿的生命，只能变卖家产、四处募资。

在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支持下，2004年有热心人发起成立了“帮助朱令基金会”，通过网站募捐为朱令筹措康复资金。

到2006年中，海外捐款超过3.4万美元，之后陆续有款项送达朱令家中。

截至2013年5月，“帮助朱令基金会”共收到捐款177,952.27美元，用于朱令医疗。

这些善款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朱家负担，也承载着无数素不相识者对朱令的同情与祝福。

朱令的病情时好时坏，需要定期住院。

她几乎每年都会因为各种感染或并发症入院治疗，有时住上数月甚至更久。

年迈的父母日复一日悉心照料：每天早晨为女儿清理呼吸道、吸痰、洗肺，再注射胰岛素、喂食流质早餐。

治疗中的朱令和母亲

为了防止肌肉萎缩，他们扶着朱令做康复训练。

朱令曾在2011年因一场感冒导致严重肺部感染，在ICU整整住了10个月，花费数十万元。

病魔的阴影从未真正远离过这个家庭。

虽然案件偃旗息鼓多年，但民间对真凶的关注始终存在。

在网络论坛和民间讨论中，孙维这个名字逐渐浮出水面。

2002年，朱令的老同学贝志诚在网上发表文章《朱令案件的一些情况》，第一次公开暗示“孙某”就是投毒嫌疑人。

他披露了许多当年警方未对外公布的细节，例如：“凶手一定是非常接近朱令的人”“警方调查发现只有孙某曾做过课题可以接触铊”等。

这篇文章一出，激起千层浪，网友们开始将矛头指向孙维，要求重新调查。

面对汹涌的舆论压力，2005年底，一直沉默的孙维破例在天涯社区发表了一篇长文自辩——《孙维的声明——驳斥朱令铊中毒案件引发的谣言》。

文中，孙维详细回顾了自己被调查的经过，强调“98年8月公安14处宣布解除对我的嫌疑，他们承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和朱令中毒有关”。

她还提到，当年4月被讯问以及毕业证书一度被扣发的遭遇，称自己也是这场风波的受害者。

孙维在声明里坚决否认自己与朱令中毒事件有关，认为社会上对她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谣言。

孙维近照

由于发表渠道有限，加之案件年代久远，这份声明并未平息众怒，反而引来更多质疑。

有些网友认为孙维此举是试图撇清关系，但并未提供新证据佐证清白。

事实上，孙维的确曾因此案受到诸多影响。

据媒体披露，1997年清华大学曾暂缓发放她的毕业证和学位证，直到9月末公安机关表示没有进一步措施后才补发给她。

此后，孙维疑似多次申请出国留学或移民，但都遇到阻碍。

有帖子称她托福成绩优异、曾拿到国外大学奖学金，却因为无法获得签证而被迫留在国内工作。

网友们自发盯紧各国领事馆，只要得知孙维尝试出国，便向相关国家使馆提交她改名换姓的材料，提醒对方她曾是朱令案嫌疑人。

据说她先后尝试赴美签证（包括到广州美领馆申请）等均告失败。

这些行动反映出公众对朱令案迟迟无果的愤懑：既然司法无法制裁嫌疑人，那么就用舆论和社会手段令其“无处遁形”。

未了的真相

时光荏苒，朱令在父母照料下断断续续地过了近30年。

每一年，对这个家庭而言都是痛苦和希望交织：痛苦的是女儿始终没能康复、真凶仍逍遥法外。

希望的是也许有朝一日案件能够重启调查，给朱令一个公道。

然而等待没有等来司法的奇迹，却等来了生命的终点。

2023年4月，已经50岁的朱令被查出颅内长了肿瘤，医生悲观地估计她“可能活不过10月”。

家人依然没有放弃，希望能再与女儿多相处一些时日。

可是在那年深秋，朱令的病情急剧恶化。

11月18日，朱令因脑瘤导致颅内高压，瞳孔放大，高烧至39℃，再次陷入深度昏迷。

一个多月后的2023年12月22日晚10时59分，朱令在北京协和医院走完了她短暂而坎坷的一生，终年50岁。

她带着未竟的真相和无尽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两天后，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了朱令的遗体告别仪式，约150名亲友和关注此案的社会人士前来送别。

告别大厅内的挽联写道：“朱颜逢劫，令人扼腕，当年谜案留追忆；才女香消，举世悲叹，此生命运意难平”。

短短几句，道尽了人们对朱令遭遇的痛惜和对悬案未决的感喟。

朱令

朱令的离世让无数关心此案的人再次将注意力转向那个未解的谜团。

公众的记忆并未随着时间淡去，反而因这份迟来的讣告而愈发强烈。

社交媒体上，人们纷纷追忆朱令的不幸遭遇，呼吁正义不该缺席。

一时间，有关嫌疑人孙维的讨论再度沸腾。

网友通过各种途径“扒出”孙维改名换姓、远走他乡的蛛丝马迹。

原来，孙维多年前已更名为孙释颜（英文名Jasmine Sun），疑似早在2000年代便移居海外。

她最终定居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史蒂芬斯港，成为一名房地产投资商。

孙维近照

朱令去世消息传出后，澳大利亚华人社区自发组织了一个请愿行动。

有近4万人联署请愿书，要求澳洲国会驱逐已更名换姓的孙释颜出境。

澳大利亚主流媒体甚至在头版刊登了孙维的照片及其住所投资信息，将她多处豪宅等近况公之于众。

这一幕表明，不论孙维逃到天涯海角，公众都不会遗忘朱令案，也不会停止对她的道德审判。

然而从法律角度来看，这样的请愿并无法律效力。

法律专家指出，澳大利亚政府无法在没有确凿犯罪定罪的前提下驱逐一名永久居民，除非能证明其移民申请过程中存在欺诈。

孙维目前并未被任何法院定罪，她在法律上仍是清白之身。

所以尽管民意汹涌，孙维是否会因此受到司法追责，依然是未知数。

孙维在澳洲的房产

真正令人扼腕的是：随着朱令的离去，如果没有新证据浮现，刑事案件追诉时效的问题将更加棘手。

虽然我国刑法对故意杀人等严重罪行没有时效限制，但朱令案因为当年未造成直接死亡，法律上可能被视为“投毒伤害”而非“杀人未遂”，其追诉时效或已过了20年期限。

有律师分析，即便如此，检方也可以依据特殊规定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后不受时效限制地继续追诉。

也就是说，从程序上讲，朱令案并不因为朱令本人离世就完全终结，除非真相被永远封存。

或许正是抱着一丝不灭的希望，朱令年逾八旬的父亲吴承之在失去爱女后又迈出了艰难一步。

2024年4月，吴承之证实他已经致信最高人民检察院，恳请司法机关重新审核朱令案。

他说：“之所以不能忘记‘朱令案’，是因为朱令本来就是被人投毒的。很冤啊！所以我们就要给她申诉，把事情搞清楚。”

这位耄耋老人字字恳切，道出了为女伸冤的决心和对迟到正义的渴望。

一个月后，令人稍感安慰的消息传来：最高检通过短信回复朱令母亲朱明新，称已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家属来信交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审查办理。

北京检方随后也通知收悉。

这表明，官方至少在形式上受理了朱令家属的申诉，案件有可能在法律层面得到重新审视。

至此，这桩尘封近三十年的清华铊中毒案似乎出现了一线曙光。

年轻时的朱令

但究竟能否迎来突破、揭开真相，依然充满不确定性。

现实也许残酷：关键证据早已散佚，知情者各奔东西，嫌疑人即使真有其罪也早已脱身国外。

纵使再查，或许仍难找到能胜诉公堂的铁证。

然而，对于朱令的父母乃至广大公众来说，一个公正的结论胜过无尽的猜疑。

哪怕难以惩罚真凶，起码应该给受害者和社会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

三十年来，朱令案所引发的影响早已超出了一起个案的范畴。

它是中国利用互联网协作破案的首例尝试，让世人见证了信息时代跨国合作的力量与局限。

它暴露了当年高校实验室对危险化学品管理的漏洞，推动有关部门加强了剧毒物品监管。

它也拷问着法治与公正。

当一个无辜少女遭受如此劫难却迟迟未见正义伸张，社会的信任该如何维系？

朱令的不幸和曲折，唤醒了一代人对校园安全的重视，对法律公平的思考。

许多人因为这个案件更加关注弱者的权益和司法透明，网络上流传着“不忘朱令”的呼吁，就是希望类似的悲剧不再发生。

故事的最后，我们不禁遥想：如果当年的真凶被及时绳之以法，朱令或许不会陷入长达几十年的沉睡。

如果医疗诊断再敏锐迅速一些，她也许能避免一生的残疾。

如果……太多的如果，都已无法改变现实。

纵然如此，我们依旧期待着有揭开迷雾的一天，让这起尘封的悬案得到应有的真相大白。

正义可能会迟到，但它不应缺席。

朱令短暂而璀璨的一生和那未竟的琴声，将长久地回荡在人们心中，提醒着我们：真相不明，绝不言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