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达·

家国惨史孕育出的兴趣

明崇祯十三年（1640）四月十六日，蒲松龄（见图）出生在山东淄川县（今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蒲氏一族的命运可谓多舛。据说在元朝曾遭遇惨祸：“宁、顺间，有夷族之祸，刑戮之余，止遗藐孤。”幸存的“藐孤”便是蒲松龄十一世祖蒲璋，生活在元末明初。自他之后，蒲家才逐渐开始复兴，以耕读为世业，到明万历年间已经成为县里的望族，“虽贵显不如崔、卢，而称望族者，往往指屈之”。

考究《蒲氏世谱》，蒲家在明代中进士者仅一人，而且官不过知县，大多数人的成就同后来蒲松龄也只是一时瑜亮，说是书香世家，其实不过是山东省济南府治下某县能吃上皇粮的秀才家而已，蒲松龄居然就敢自诩为唐代名门望族，的确需要一些勇气。此事或可反映出蒲松龄性格中的某方面：他对世事认知多少有点偏差，他此后在科举考试一直郁郁不得志，恐怕也同此种自我认知脱不了干系。

蒲松龄出生时，蒲家在读书一事上已陷入困局，父亲不得不弃儒从商，不过同家庭事务比起来，更严酷的是时代巨浪正一波波袭来。明清易代之际，北方屡经战火，山东被摧残尤甚，动辄满城屠没，不时尽数杀戮，这就是蒲松龄童年的所有记忆。他的小说中件件桩桩，无不是彼时的惨状：“（谢迁之变）扛尸涤血而居，往往白昼见鬼，夜则床下磷飞，墙角鬼哭”（《鬼哭》）；“（清军入山东）未几，北兵大至，屠济南，扛尸百万”（《鬼隶》）；“于七一案……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公孙九娘》）……

　　家族有着夷族的惨痛、个人有遭遇鼎革的变故，对蒲松龄来说，又何尝不会在潜意识中对残酷现世暗生遁逃之心，以彼奇幻世界为向往寄托呢？

以干宝、苏轼自况

　　顺治十五年（1658），北方战乱已经次第平息下来。这一年蒲松龄19岁，他参加应童子试，而且以县、府、道三试第一的成绩进学，考取了秀才。

初战告捷，蒲松龄自然踌躇满志，与同年考取秀才的张笃庆、李尧臣等组成了“郢中社”。所谓“郢中”，乃取自楚都郢中人善歌之意，隐然有追效楚辞之意，个中自负不言而喻。不过现实很快就打破了年轻人的幻想，结社诸人中，蒲松龄家境最差，而且还遭遇家庭变故：他妻子刘氏同兄妇不和，竟然闹到要分家的地步。大约是在康熙二年或三年（1663或1664），蒲松龄在父亲的主持下同兄弟分家，独分到了“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如此让人心酸的条件，逼迫着他出门谋生。

大约从顺治十七年（1660）起，蒲松龄开始他自称的“岁岁游学”生涯。“游学”自然是美化，实则就是给富家大少当清客伴读或是教师赚钱糊口，同时也方便自己温习功课，准备科举。蒲松龄首先到当地官宦之家沈家，陪沈天祥（又名沈燕及）、沈凝祥（又名沈德符）读书。

从蒲松龄自序来看，《聊斋志异》（下文简称《聊斋》）的最初创作大约就是始于此时。在全书序言中他曾提到，自己“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蒲松龄以此两人自况，明显有着继承中国志怪传奇小说的自觉。

　　只是命运同他大开玩笑，昔日的头名秀才在淄川当清客期间，在乡试中屡战屡败。蒲松龄只能屈从于生活压力，接受先辈孙蕙的邀请，前往江苏宝应县（今属扬州市）任幕宾。

体验官场黑暗的师爷生涯

孙蕙长蒲松龄八岁，比蒲松龄早一年考中秀才，在顺治十八年（1661）考中进士，选刑部司务厅，康熙八年（1669）外放为宝应知县，上任之前特地派人邀请同乡后辈前来帮忙。

　　宝应位于大运河交通要道之上，事务繁难，还涉及明清特别要紧的漕运，在此为官，稍有不慎便有不虞之灾，辅佐政务的师爷非老成练达的能吏不可。而钱粮与刑名师爷也大都是父子亲友衣钵相传，法不二授，绝非此前未入过公门的蒲松龄所能玩转。

从蒲松龄在宝应时期所写的《鹤轩笔札》来看，此时他帮孙蕙处理的主要还是一些私人性质的文书，多为贺、记、往来信札，正式公文不过是为高邮驿站事上江苏按察使呈文等少数，可见他在县衙中应该是文书师爷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那篇收入集子的公事呈文，文中细节描述之丰富，将过往钦差家仆丑恶面目描绘得栩栩如生，堪称一篇声色并茂的记叙文，然而从封建时代的官场公文角度来看，却未免让人觉得蒲松龄不懂事。

南方公门生涯给蒲松龄带来了不可磨灭的生活体验，让他对官场黑暗面有了充分的认识。在中国封建时代，县官是一线亲民官，对平民百姓的影响最为直接，最容易滋生腐败的庶政，明清两代又恰恰把持在师爷、衙役手中。此间种种见闻感受都储藏在他脑海中，成为后来《聊斋》各种借着神鬼狐怪皮毛讲述的真实黑暗故事：有整个衙门都是饿狼，县令是猛虎，台阶上则白骨如山，厨房里全是人肉人血的真实之梦（《梦狼》）；有官府利用平民家庭矛盾，借诉讼破家，逼得人将田产悉数卖掉送钱了结的凶残（《珊瑚》）；还有“千里行人，死不见尸，数客同游，全无音信，积案累累，莫可究诘”的大案奇案（《老龙船户》）。封建官场治下从上到下的吃人本质，在他笔下展露无遗。

科场失意的钝秀才

　　康熙十年七月，当了一年多师爷的蒲松龄向孙蕙提出辞职，家里妻儿生活困难，自己又想回去准备来年的乡试。孙蕙特地为蒲松龄写了一封举荐信札，虽未必能在乡试中派上用场，但也足见情谊。

结果次年秋天乡试，他还是铩羽而归。三年之后，蒲松龄再战，依然名落孙山。心境极为落寞的他，大约正是在此期间创作了《聊斋》中描写落魄秀才的名篇《叶生》。很显然，蒲松龄的精神内耗，和他相当一部分的创作动力，都来自屡次科举不第的事实。后人自然会好奇，到底是考官有眼无珠，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

其实最好的证据也在《聊斋》之中。可能是始终不服的缘故，蒲松龄在《聊斋》中也放入了23篇制艺，其中《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的原题，然而蒲松龄所著全文693字，已超过康熙二十年后“每篇限六百五十字”的规定，倘若以20年前执行的顺治二年的550字以下衡量，23篇中有19篇都字数违例，按康熙四年的先例，考中会元者都因字数违例而斥革，何况蒲松龄这种小秀才？

《聊斋》赢得生前身后名

从康熙十年归来到康熙十八年（1679），是蒲松龄生平最为困苦的七八年，《聊斋》中一些最意蕴深邃、笔法精妙的篇章也正是创作于此时，除了以本人科举经历为线索的《叶生》之外，还有暴露清廷滥杀无辜的《公孙九娘》、以淄川县当时发生的豪绅强夺民妇为背景的《红玉》以及《崂山道士》《画皮》《婴宁》《娇娜》等篇。

　　到康熙十八年，蒲松龄又谋得一个坐馆职务，这次是去本县西铺镇教授毕家几个子孙开蒙读书。邀请他的是曾做过南通州知州的毕际有，此人也雅爱奇幻故事，宾主二人相谈甚欢。正是在这段比较舒心的时间里，蒲松龄整理自己收集的故事，将其结集成册并正式命名为《聊斋志异》。

《聊斋》结集成书后，毕际有便成了首个读者，毕家上下也对“喜人谈鬼”的馆师产生兴趣，不断为其提供素材，如根据毕家祝姓仆人见闻而成的《祝翁》、毕家子弟幻梦而得的《狐梦》以及同毕氏子弟合撰的《马介甫》。有了毕际有的推广加持，《聊斋志异》的部分篇章逐渐流传，蒲松龄的名声也开始逐渐广为人知，其中对他助力最大的，莫过于王士禛和朱缃。

　　王士禛与毕家乃是姻亲，通过这层关系得知蒲松龄和他的《聊斋》。他是康熙朝显宦，有了他的品题，蒲松龄在乡间声名鹊起。而另一位朱缃虽不是达官，却可谓是蒲松龄首位迷弟。后世《聊斋》几个重要传世版本也都与二人有关。

自乾隆三十一年（1766）青柯亭刊本出现后，《聊斋志异》就风靡全国，里面故事被人争相热捧，流传甚广，仿《聊斋志异》创作的小说集也大量出现，除沈起凤《谐铎》、袁枚《子不语》、宣鼎《夜雨秋灯录》、王韬《淞滨琐话》《淞隐漫录》外，还有对其多有讥讽的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只不过，仿作同《聊斋志异》相比都大为不如。时至今日，人们所传颂的，还是蒲松龄魅力十足的奇幻故事。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22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