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道格拉斯 麦格雷戈

译者：帝林

阅读前提醒：此文是上世纪90年代作品，部分观点存在争议。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如同一个世纪前的托马斯·杰斐逊一样，他们虽然都秉持着宏大的世界目标，却忽视了依靠美国陆军来实现这些目标的必要性。

威尔逊并未意识到，在欧洲或亚洲，通过有选择且高效地使用美国陆上力量来遏制侵略，与维护美国自身安全之间的联系。他对地区安全威胁与全球经济繁荣之间，可能存在紧密联系的理解，仅限于这些威胁是否影响到商业利益。

而既然全球海洋是美国商业运输的载体，这一逻辑也仅仅成为维持美国海上力量（seapower）的理由。至于是否需要一个可以防御的桥头堡，一个能为有效运用陆上力量提供基地的大陆盟友，这种可能性似乎从未进入威尔逊或其前任们的考量。

支撑这一战略观念的，是一种源自道义的信念：在国际关系中诉诸军事力量是一种不利于自由的逻辑。当然，这种态度并未阻止美国国会拨款建造大批军舰，威尔逊便曾在韦拉克鲁斯（Vera Cruz）使用这支舰队来支援美军战前对墨西哥的远征部队。

但这却导致美国在欧洲缺乏政治影响力的关键要素——一支有能力的现代化陆军。

如果说，20世纪美国政治中的一个特征，是战前缺乏战争准备，那另一个特征则是战后迅速回归孤立主义的军事姿态。这种态势的基础，是一种信念：军事力量在战后建立新政治体制的过程中毫无用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回避了承担政治与军事义务，从而按照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实现国际稳定——即通过征服与占领战略性领土来确保和平。

1918年德国战败后，协约国胜利的不彻底性显而易见，威尔逊总统在欧洲的陆军司令潘兴，因此建议对德国进行更长期、更彻底的占领。

在劝说总统派遣美军与盟军共同占领德国时，潘兴将军或许回忆起了许多历史经验——这些经验说明，占领对于实现和平是必要的，其中就包括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

但威尔逊拒绝了潘兴的建议。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威尔逊无法无视公众对遣散美国远征军的强烈呼声——尤其是在《凡尔赛条约》签署之后。

由于缺乏一支强大的、部署在欧洲大陆并受总统指挥的美军（正是这支军队在谈判期间提供了美国外交影响力的实际基础），威尔逊总统后来提出的集体安全倡议在英法眼中几乎只引发了些许兴趣。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真相虽然在华盛顿被忽视，但却未被柏林、罗马、莫斯科与东京忽略。

（帝林：即指一战后，德意日的军备重整）。

威尔逊之后的共和党继任者延续了相同的政策路径，选择建立强大的美国海军，而将美国陆军维持在小而薄弱的状态。他们并未意识到：尽管美军海上力量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都令人印象深刻，但这些力量的本质仍是防御性的，并不能遏止陆地上的侵略行为。

正是威尔逊理想主义与共和党自满情绪的一种奇特结合，主导了1930年代的美国政策。尽管共和党人真诚希望在战后欧洲实现稳定、安抚法国、化解德国的不满，并遏制共产主义的蔓延，但他们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成功的战略依赖于力量的组织与运用。

自1920年起，缺乏一支可在欧洲与亚洲施加战略力量的现代化陆军，美国就不可能制定出有能力影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局势的严肃战略。

耐人寻味的是，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民选领导人，依然对当时迅速瓦解的国际秩序抱有信心。当时，技术、经济与政治的变革正逐步消解美国地理孤立所带来的战略优势。航空、汽车与通信技术的迅猛进展，与大萧条的到来，以及德国、苏联、意大利和日本等反民主国家的兴起，几乎同时发生。

然而，这些重大变化却并未带来对美国陆军进行现代化或扩编的预算增长。当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在1934年呼吁国会拨款用于陆军的现代化建设与适度扩编，以应对战间期的军事事务革命时，罗斯福总统的共和党友人、密友——参议员杰拉尔德·奈伊（Senator Gerald Nye）竟称麦克阿瑟是“战争贩子”。

当时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对陆军漠不关心，拒绝了麦克阿瑟关于储备战略物资与制定工业动员计划的大多数建议——而这些建议在五年后却都被深刻地记起。

然而，麦克阿瑟的一些警告还是得到了重视。麦克阿瑟在其最后一份参谋长报告中坚决指出，未来的战争将是一场机动作战，而“在进攻地面部队上方夺取制空权，将使取得制胜优势成为可能”，这一观点被认真对待。

1936年，即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五年，总统请求国会为增加陆军航空库存数量提供资金。此后，美军每年采购的飞机数量不断上升，最终在1941财年（截止于1941年6月）采购了4,429架飞机。

然而，地面部队的经费却持续缩减，导致1930年代的美军陆军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直到1940年以前，罗斯福总统并未支持对美国陆军进行现代化与扩编以遏制日本与德国的侵略，相反，他仅限于提出用于美国海军扩建的军事预算，以应对日本战舰产量的增长。

与其两党前任一样，罗斯福总统私下希望，美国未来若与德国或日本开战，其参与方式能够限制在仅动用海军与空军的层面上。在法国沦陷前，罗斯福仍坚持认为，一万架美国飞机与一支战列舰舰队足以协助盟友在欧亚大陆作战。

对罗斯福而言，建立一支能在美国国境以外作战的陆军意味着可能出现类似一战那样的大规模伤亡。如果美国可以借助盟国军队提供陆上力量，而由美国的军事技术主导制空与制海权，罗斯福相信，这样便可以将美军伤亡控制在最低限度。

罗斯福总统试图仅依靠海上力量，后来又转向空中力量，以施加政治影响的战略，并未能阻止德国、日本、意大利和苏联在1938年至1942年间采取侵略行动。部分原因是由于人们对海基与陆基航空兵的信心日益增强，将其视为军事事务中的“银弹”解决方案。

在间战期，英美两国公众对空中力量的热情促使两国政府官员推动以空军为核心的国防战略，代替现代化地面部队建设。

英国空军部甚至声称，击败战略轰炸机的防御手段是徒劳的：“依靠地面高射炮防空毫无意义，战斗机根本不是轰炸机的对手。”

然而，这类预言并未改善英国的国防状态。英国对空中力量的过度依赖及其在和平时期建设和维持现代化陆军的消极态度，最终导致1940年5月英军战败时，空中力量根本无法挽救其不堪一击的陆军。

法国沦陷以及随后1940年不列颠之战爆发后，罗斯福政府内部关于美国应采取何种军力来应对德国与日本的辩论开始发生实质性转变。尽管英国击退德国空中攻势暂时解除了入侵威胁，但也表明，仅依靠空中力量为基础的安全政策是无效的。罗斯福总统认识到，美国若再次卷入世界大战，必须动用美军地面部队。

当总统向马歇尔将军寻求战略建议时，马歇尔向他提交了一份题为《胜利计划》的备忘录，由陆军战争计划处（War Plans Division）刚刚晋升的阿尔伯特·C·魏德迈中校（Lt. Col. Albert C. Wedemeyer）起草。

该备忘录于1941年9月21日提交，不仅决定了美国陆军将在何地、如何作战，更是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之一。

魏德迈认为，20世纪的铁路、汽车与航空技术，使孤立的美国在战略上处于不利地位，除非她能够在“世界岛”上获得立足点，而且应尽可能接近核心区域——即欧洲俄罗斯。

他说服罗斯福，虽然空军与海军的作用至关重要，但“要进入敌人堡垒并将其摧毁”，就必须拥有有效且足够的地面部队。若要采取战略进攻，美国必须拥有一支能够打败德国的军队。

尽管美国是全球最富有的国家，魏德迈仍十分重视节约原则。他指出，与其沿“世界岛”边缘建设两栖作战力量，不如利用盟军基地与集结区大规模进军欧洲，这将更加经济。

最终，他的节约论点说服了总统，结果便是一个计划：组建由89个陆军师与6个海军陆战师组成的地面部队。

二战结束后，美国陆军的军事态势与一战后惊人相似。1945年，由于无法找到迫在眉睫的威胁作为理由，国会拒绝保留陆军的打击能力。这并不能说明人们忽视了“战备不足”所带来的危险。

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案》（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1947）对二战经验进行了制度化总结，明确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和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Resources Board），以维持动员计划与战备能力。

然而，在经历了二战、并相信和平时代即将来临之后，杜鲁门政府并不认为有必要维持一支庞大而强大的陆军。到了1948年，战略形势开始发生变化。

杜鲁门总统的国务卿谈判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North Atlantic Treaty），内容包括军事援助与战略协作支持。从根本上讲，“遏制战略”（containment policy）是一个“孤立性大国”为了防御战后苏联从欧亚大陆核心区向外扩张而制定的全球战略。

因此，在二战刚刚结束的几年里，美国陆军依旧是国防预算削减的主要承担者。尽管陆军在战胜德国与日本、并将其转型为与美国保持密切政治和经济联系的现代民主国家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正如雷奇韦将军（General Ridgway）所言，这支陆军已“被削成骨架”。

造成1950年美军战备状态不良的部分责任，也应由陆军高层领导承担——他们未能在单边核打击主导的战后战略环境中，有效阐明美国陆军存在的必要性。

结果就是：美国拥有一支庞大的海军、一支快速扩张的空军，而陆军却没有为朝鲜战争做好准备。

多年之后，布莱德利将军（General Bradley）出任陆军参谋长时，曾这样描述美军陆军的状态：“陆军几乎没有任何作战效能。艾森豪威尔留给我的是一个行政系统，而非一支军队。在55.2万名官兵中，有一半驻扎海外，执行占领任务，充当警察或文职人员。另一半则在本土从事各种行政事务。实际上，1948年的陆军连冲出纸袋的能力都没有。”

多亏了数以千计的美军与韩国士兵在朝鲜战场上的牺牲与努力，才促使国会临时提升了陆军预算。然而，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决定将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基础建立在“对具备核能力的苏联实施大规模报复”之上。

这一战略转向使陆战力量的整体作用受到质疑，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学说与艾森豪威尔政府以“经济优先”而非“军事需求”为驱动的大规模报复政策高度契合。

一代新的文官与军官分析人士（多为空军与海军军官）主张，二战中空中力量的作用已大幅削弱了领土、人口与工业资源的军事意义。

在二战期间复杂多变的空袭战略中，美国政治领导人似乎找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武器——一种可以永久性抵消地理、文化、宗教与种族影响的手段。航空兵器（随后是导弹）抹除了海陆战争间传统的界限。舰载机可以打击陆地目标，而陆基航空兵则成为舰队最危险的敌人。

如前所述，罗斯福总统曾希望通过美国空军摧毁德日两国的战争工业能力，进而动摇其国民士气。尽管德国的科学工业体系在1945年4月生产的战争物资，比美国于1943年发起轰炸攻势前更多，但英美空袭在欧洲战区未能达成其既定战略目标的现实，在战后却似乎被忽略。

当军事与政治观察人士指出空中力量的不足时，空军将责任归咎于资源与支持不足；而当这些观察者强调美军在打击敌方舰船、交通网络与无防护地面部队方面的空袭战果时，空军却并不感兴趣。

然而，在广岛原子弹爆炸之后，这些争论变得无关紧要。对日本与德国城市的大规模毁灭，不仅让美国空军摆脱了近距离空中支援这种“低阶任务”，还赋予了它一种几乎能在任何战场独立制胜的新希望——成为一支独立的空军力量。

1965年1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就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行动方案向国防部长与总统提出建议，“单靠空中力量”的战略价值主导了讨论。

尽管陆军参谋长与海军作战部长均表示，对越南进行轰炸对解救南越于1965年的危局作用不大，但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CJCS）惠勒将军（General Wheeler）仍说服其他成员，提交一份支持使用战略空中力量的报告。

此时，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McNamara）已基本确定自己的方案，因此反对意见也无实际意义。根据对预期轰炸效果的计算，麦克纳马拉坚信空中力量能够独立取胜。

但当轰炸攻势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后

JCS联参告知总统：如果美国想要拯救越南，就必须动用地面部队。

接下来的故事众所周知：1962年至1973年间，美国飞机在越南、老挝与柬埔寨共投下800万吨炸弹——是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总投弹量的两倍还多，其中80%由美国空军完成。

美军固定翼与直升机损失总数达8,588架；空军损失2,257架飞机，2,700名飞行员阵亡，数百人被俘后遭受酷刑。尽管投入巨大的财富、火力与生命，美国空中力量在越南战争中虽偶有关键性作用，却始终未能发挥决定性作用。

造成如此高昂代价，却收效甚微的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空中力量并未嵌入一个包含陆上力量的更大进攻战略之中。战机一次又一次地摧毁敌方防空导弹与工事，损失飞机与飞行员，但美军地面部队从未利用突破口展开进攻。

结果是，数周后敌人便会重建防御体系，而美军又需再度空袭、再度承受损失。可以说，在缺乏美军陆上力量决定性投入的情况下，除非动用大规模核轰炸，否则任何空中力量都无法取得战略上的决定性成果。

国家政策上的战略模糊，反而为“消耗战”（attrition warfare）创造了条件——而这正是现代军事技术原本旨在克服的结果。

美国在越南的战略目标模糊、定义不清且过于有限，不仅影响了战争的推进，也最终削弱了美军士气。到1967年，连麦克纳马拉也认识到美国在越南无法实现最初的目标，并说服总统设定驻南越美军兵力上限。

他后来回忆道：“我们当时——也包括后来——未能认识到现代高技术军事装备、部队与条令的局限。”

所有这些事实表明：即便在作战战区拥有制空权，也无法弥补地面力量的缺失。空中力量既无法抵消敌方因掌握主动权而获得的优势，也无法弥补整体战略的不足。

越南战争的惨剧使美军陆军陷入瓦解。约翰逊政府未能跟上现代化、科研与技术发展的步伐，导致陆军在战后不得不长期进行重组与恢复。从经验上看，美国空中力量无法赢得战争，而在公众观念中，只有美国陆上力量才可能“输掉战争”。

（帝林：别说越南战争、朝鲜战争，美陆军给人印象的确不佳）。

海湾战争的反思

西方国家领导人很早，便已意识到科威特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早在18世纪，英国便首先认识到其在欧亚大陆上的中心战略位置，并与该地区的统治精英建立了密切关系。

当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伊朗开始向西方出口石油时，科威特成为英国陆军用以保卫伊拉克北部油田，免遭土耳其陆军入侵的桥头堡。

两伊战争期间，科威特的中立地位既令列强感到沮丧，又带来战略机会，因为它们都在努力维持对该地区石油资源的持续获取。

然而，伊拉克入侵并占领科威特彻底改变了这一局势。伊拉克入侵后，西方最为关切的问题是伊拉克是否会进一步进攻或进入沙特阿拉伯以及其他波斯湾国家。

一旦伊拉克得手，它将掌控非共产主义世界五分之一的石油产量和三分之二的探明石油储量。伊拉克在这一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地区改变力量格局的潜力，再次提醒美国人：美国所谓“免于外部威胁的战略安全”，只是一个幻想。

关于伊拉克为何在此时入侵科威特，这将成为未来长期争论的话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该地区缺乏一支能够对伊拉克陆军实施有效反击的作战地面部队。

美国的战略情报显然失败了。情报分析人员从一些间接证据中得出了错误结论——例如：伊拉克不会攻击科威特，会攻击沙特阿拉伯，不会攻击以色列，以及苏联站在美国一方等等。

由于美国没有一支可迅速发起反击、扭转伊拉克战略成果的陆军远征部队，因此又回到了传统做法——实施禁运，同时将轻型空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部署至海岸，以在沙特阿拉伯建立一道“绊线式防御”（tripwire defense）。

这些部队部署在沙特与科威特接壤的边境地区的同时，布什政府努力建立一支国际联盟，并在国内争取政治共识，为对伊拉克发动果断军事行动提供支持。若面对的是一个更有能力的敌人，像伊拉克突袭那样规模的战略情报失误可能是致命的。

但在海湾战争中，情况并非如此。

决定使用武力是一个大胆的选择，因为美国陆军当时正在进行裁军，这一过程甚至在战争结束后仍在继续。总统之所以能选择动用武力，一个重要原因是公众对在海湾采取军事行动的高度支持。

这向国会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即总统值得支持他为维护美国及盟国安全利益而进行地区性作战。高涨的民意支持促使国会在1991年1月通过总统关于出动美军的请求，并为“沙漠风暴行动”（Desert Storm）追加国防预算。

幸运的是，伊拉克武装部队在数月内始终按兵不动，让美军及联军部队有时间完成作战集结，而当时各方国家领导人都极力想要避免战争。在地面部队集结准备对伊拉克发动决定性打击期间，联军空军率先展开空袭。

尽管空中力量未能迫使伊拉克陆军撤出科威特，但美军空军表现出色，其效果因伊拉克及其防空系统在技术上极度脆弱而被放大。

更重要的是，电视这一媒介为空中力量的支持者提供了展示空袭效果的工具，有选择性地向美国公众展示了空军的价值。相对而言，陆军领导层则为了防范失败的风险，在地面进攻取得明显胜利前刻意排斥媒体介入。

事实上，空袭战果好坏参半。美国空军在最初胜利的喜悦中声称，仅凭空中力量就击败了伊拉克陆军，这一说法经不起哪怕是初步的审查。空袭并未摧毁伊拉克50%的装甲力量，如其所宣称，伊军也从未出现装甲装备耗尽的状况。

就像越南战争中的“击毙数统计”一样，摧毁坦克和火炮的数量并不能真实反映作战效能。许多桥梁与道路虽被摧毁，但有许多被绕过或迅速修复，伊军的通信线路并未被空袭从根本上切断。

尽管配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情报监视设备，数百架飞机仍未能发现或摧毁伊拉克的流动“飞毛腿”导弹（Scud missiles）。伊军的中坚——共和国卫队在空袭期间仅遭受轻微损伤，而巴格达对驻科威特伊军的指挥与控制亦从未被瘫痪。

尽管如此，联军空袭对伊军造成重大打击的说法仍不绝于耳。美国空军参谋长麦克皮克将军（General Merrill McPeak）坚称，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一支野战陆军被空军击败。但他显然对击败一词有自己的定义。

在伊拉克战争中，“击败”意味着将伊拉克地面部队赶出科威特——这一目标的实现依赖于联军地面部队的进攻与解放行动。

确实，在科威特的伊军士气在40天的轰炸中基本崩溃，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应归因于伊军部队素质低劣。而近代历史中，不乏高素质部队在遭受毁灭性炮火打击后，仍能坚强抵抗并成功反击的例子。

对空中力量在本次战争及其他战争中的作用，更准确的总结或许来自一位实际参与海湾战争的美国空军上校：“空中力量只能完成有限的任务；若要彻底击败敌方地面部队赢得战斗，陆军必须投入地面作战。”

而尽管空中力量未能实现其预期中的“瘫痪效果”，但它成功地保护了正在集结中的联军部队免遭空袭。并且，美军空中力量还展示出，在10,000至15,000英尺以上的高空，其在争夺制空权的战斗中已取得决定性优势。然而，在10,000英尺以下的低空，联军飞机则经常遭遇敌火，有时甚至被击落。

但当海湾战争结束时，伊拉克共和国卫队大约有一半成功逃脱了与美军空地部队的接触，撤退至伊拉克中部地区。至今，除非是从“限制伊拉克进一步增强军事力量”的角度出发，对于联军战胜伊拉克的“胜利质量”与意义仍存在广泛分歧。伊拉克并未被占领；也没有在伊伊边界划出一条防线，为伊国内建立和发展现代民主制度创造条件。

一个被公众广泛忽视却更为重要的军事事件，是美国海军在海湾战争中的角色。若无美军对海上交通线的控制，美国地面部队在数月内都无法以大规模力量抵达阿拉伯半岛。正是美国的海上主导地位，使解放科威特的战略攻势成为可能。约90%的陆军装备与弹药，都是通过海运从美国与欧洲运抵阿拉伯半岛的。

然而，无论是陆上还是海上所发生的行动，都未能真正支持国家海洋战略的许多假设与推论。没有敌方海军部队试图挑战美军的制海权；敌机编队也从未试图攻击美军航母；海上兵员与物资运输也未受到潜艇威胁；也无须从海上强行登陆。

美军海军陆战队是通过盟国的机场与海港抵达欧亚大陆的，与陆军部队一样——通过商业航班。而海军陆战队在战争中被用于加强陆军地面力量，其角色与一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完全相同。

因此，正如欧文斯上将（Admiral Owens）战后所指出的，尽管海上控制对美国在海湾战争中取得军事胜利至关重要，但陆地上的局势却并未受到美军海上力量的决定性影响。

综上，“沙漠风暴行动”（Desert Storm）带来了许多教训；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几点：

远程火力轰击可以为地面力量的胜利创造条件，但仅凭空中与海上投送的“超视距武器”无法赢得胜利。

没有陆上力量，空中与海上力量无法实现战略上的决定性胜利。

只有美国的陆上力量，才能通过占领在敌国施加战略条件，从而促成对其有益的政治变革——既使前敌国受益，也使美国受益。

自1991年以来，伊拉克的行为验证了上述观点。1994年10月伊拉克的军事挑衅行为，促使美国大规模向科威特部署重型陆军部队，随后又向约旦部署海军陆战队。

当时，五角大楼的空中力量支持者坚持认为此类部署是不必要的。然而，一位科威特军官向一名驻科威特联合国总部的美方人员坦言：“如果美国陆军来了，我们就留下来与伊拉克人作战。否则，我们就撤退到沙特阿拉伯。”

尽管如此，这种观点仍然存在：即美军常备陆军预算中还潜藏着“和平红利”，尽管其兵力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已从76万人降至49.5万人。

由此，应当说，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与需求，并不能完全决定美国国家军事体系的结构。美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不愿对外干预倾向，以及公众对20世纪战争的误解，其影响力丝毫不逊于对国家利益的定义。

七十年来几乎没有改变的战略假设，如今仍在产生与过去惊人相似的后果。当今美国对其国家利益与国防需求的认知，与战后那些曾导致美国在关键时刻缺乏一支有能力、保持战备状态的陆军的认知极为相似。

以下这些海湾战争结束后广为流传的评论，它反映出一种了“传统智慧”，对那些未曾忘记历史教训者而言，这些话听来再熟悉不过：

欧洲与亚洲主要国家之间的和平将持续相当长时间，甚至未来遥远的岁月中依然稳固。

小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虽值得关注，但更多属于欧洲及其他多边安全机构所面临的政治问题，而非需要美军投入大量兵力的军事危机。

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利益既非核心也非重大，反而常常是模糊而不明晰的。

美国武装力量不会介入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冲突。

但在危机应对中，权力投送的“更微妙工具”——安全援助、空中力量与海上前沿存在，将被频繁使用。

同时发生的危机虽然可能影响美国利益，但极不可能有超过一场需要美军大规模作战力量介入。

上述言论在更深层面上体现出一种与历史一脉相承的连续性，它植根于美国人对卷入战争的合理抗拒心理及其背后的知识基础，同时也基于一种对将美国战略利益与军事实力联系起来的国际力量动态的假设。

这些假设忽视了一个事实：财富与权力，亦即经济与军事力量，始终是相对的。鉴于所有社会都会经历变化，国际力量格局既非静止，也非永久不变。

这些预测也反映出，美国在一战后的乐观主义回潮、二战前罗斯福政府的幻想心态，以及自1945年以来历届政府在衡量“多少美国陆上力量才足够”时所依赖的准则。

它们还低估了陆上力量，对于一个无法退出世界事务的国家的价值。这类预测本质上体现出一种矛盾心态——既希望拥有一套有效的对外与安全政策，又不愿面对国际政治的现实。

尽管苏联的威胁已经消失，但新的威胁正在出现。1995年与1996年，东大从大陆基地向距离呆弯以北84英里的海域发射弹道导弹。

从长远来看，东大与印度都可能产生与美国利益相悖的军事野心。而俄罗斯则试图维持对中亚的控制，这种强烈意图正在重新激活一个战绩尚不稳定的俄罗斯军队体系。

如果俄罗斯的军事力量不指向中欧、中东、日本或韩国，就无需过度担忧。但如果北约扩张的计划，将美国的防御前沿推进至波兰东部，那么这一局势可能迅速发生变化。

正如陆军领导层经常指出的那样，在陆军现役预算不断减少的同时，仍有源源不断的“911式紧急请求”到来。索马里、海地、波黑、卢旺达、阿尔及利亚、俄罗斯与伊拉克等地的事件表明，人们对新世界秩序的乐观预测有多么错误。

如果前述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描述是不准确的

那么未来有哪些局势将需要动用美国的陆上力量？

请思考以下几点：

当今世界，只有七个国家已经维持某种形式的代议制民主超过100年，其中五个国家使用英语：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另外两个是瑞士与法国。民主制度在那些安全保障最为稳固的“岛屿型地区”最为根深蒂固。

稳定的民主制度不会凭空出现，它们是逐步发展而成的。社会与制度基础设施的建立需要时间。而且，这种发展模式不可避免地反映了社会中财富与资源的分布状况。

富人和受教育群体拥有更强的组织能力，因此政治团体往往最先在一小撮精英中形成。因此，民主制度起初往往是由少数开明精英统治，并只允许有限范围的公民参与政治。

如果随着时间推移，政治参与范围得以扩大，并且宪法制度能够限制政治权力，如同美国在独立战争后那样，民主制度才会扎根并发展壮大。

那么，有什么证据可以表明过去十年的民主成就将在未来得以维系？俄罗斯、东欧、伊斯兰世界、拉丁美洲以及东大的反民主势力，为当前国际局势中反民主趋势的存在提供了大量证据。

历史告诉我们，文明是脆弱的，人类事务中任何进步都不是不可逆的。正如罗马军团的到来象征着秩序、稳定与民主文明一样，美国陆上力量的到来也具有相同的意义。

如果在那些缺乏美军陆上力量存在的地区发生更广泛的反民主倒退，其对美国安全利益的后果不容低估。

美国的国家利益只能从其与其他国家建立的可见联系中推断出来。在美国利益模糊的地区危机中，最容易出现对美国决心的误判。在这一背景下，海基武器系统与“虚拟存在”的战机并不构成可见的联系。

正如美国在每一次重大冲突中所展现的，以及最近在科威特、海地和波黑所证明的那样，只有“地面上的靴子”（boots on the ground）才是真正可见的联系——能够震慑侵略，保卫美国及盟友利益，并有望击败敌人。

这绝非巧合，截至目前，美国陆军40%的爱国者导弹营部署在海外，两个陆军重型战斗群正在保卫科威特，另有两个重型旅正在波黑作战。

美国的安全利益并不局限于北美大陆。长期以来曾面临苏联导弹打击威胁的北美，现在面临来自多个国家的潜在打击。在某些情况下，保卫北美将意味着高机动地面部队深入敌国腹地，摧毁敌方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在另一些情况下，若要消除这些新兴威胁，美国就必须入侵并占领战略要地。而远距打击武器系统与核报复手段，难以有效威慑，那些其生存根基不受此类武器系统威胁的反民主政权。

（帝林：这个观点比较有探讨的地方，即比如抗战时，因为我国主要是农业国，故而某些层面上的确对于城市和工业的需求，并不像工业国一样优先。故而某种程度上，确如主席所言，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反之则受制于人。）

美国必须继续支持关键国家的稳定，重点在于防患于未然，而不是事后补救。驻扎在盟国境内的陆军作战部队构成了对美国家利益的明确界定，也是不容任何对手忽视的事实。

无论是永久驻扎还是临时部署的地面部队，其成本远低于庞大的舰队，而且更易部署与保护——毕竟舰队既远离行动现场，又极易受到一系列价格低廉的新式武器系统的威胁。

美国的地区威慑战略仍将依赖于常规军事力量来迅速阻止敌人实现战争目标。对任何政权而言，美国陆上力量都是一种令人敬畏的威胁，尤其是那些不会因“高技术军事威胁”破坏其经济基础而失去政权的国家。

美军的海外陆军存在，是“预防性防御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旨在防止潜在威胁发展为对美国安全的重大挑战。虽然这种情况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形，但“可能在地面战中遭遇失败”的威胁显然适用于朝鲜、伊朗、伊拉克及其他许多国家。

最后，美国还必须考虑一个可能性：未来某个新兴的高科技军事超级大国可能出现。今天，这种可能性看似遥远，但若美国与传统盟友的战略联盟松动，且国际环境愈加不稳定，其他国家可能迫于保护本国利益的需要而建立强大军力。

若这类国家无法被纳入联盟体系之中，就有可能在其周边引发新的战略对抗，其对地区与全球和平所构成的威胁将极为严重。

论陆上力量与战略主导的关系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避免战争始终是美国防务政策的基石。避免战争的意愿将在21世纪继续深刻影响美国的安全战略思维。美国人同样明白，安全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基础，而不是反过来。资金会流向安全地区，而撤离热点地区。经济增长是民主制度的源泉。

美国陆上力量具备一种能力：帮助国家与人民建立起能够实现国内繁荣与国际和平的政治与经济结构。日本与其邻国以及与美国的战争并未在1945年结束。但战争的真正结束，是通过新宪法的实施和日本被纳入更广泛的民主国家联盟体系中而实现的。

而德国与欧洲及美国的战争，则随着其加入北约与欧洲经济共同体而划上句号。这些转变并不只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军事胜利的副产品。

美国也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贡献了胜利成果，但却并未带来类似的转变。这是因为，日本与德国能够转型为现代民主国家，是在美国陆上力量所划定的地面防线后实现的。

但现实表明，美国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早就需要动用陆上力量来应对一系列挑战。其中一些挑战将涉及到通过动用特种作战部队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产设施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以遏制其扩散。

另一些挑战则将涉及介入那些一国动荡可能威胁整个地区解体的地区事务。近期在波斯尼亚、卢旺达以及西亚地区的事件，预示了在东大、印度、巴基斯坦与朝鲜等国家未来可能发生的局势。

美国地面部队必须做好准备，承担凯撒曾赋予其军团的任务：打赢战争、恢复秩序，并在美国需要直接影响的地区维持稳定与繁荣的和平。

在一个充满不满与变革的世界中，仅靠陆上力量显然无法解决美国未来面临的所有安全问题。但如果不在对美国及其盟国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使用陆上力量，国际政治秩序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

当前的国际安全秩序是以美国为核心建立的，但如果这一秩序缺乏地面部队的支持，其基础便如同建立在沙地之上。

舰艇、飞机、炸弹与导弹无法单独完成这一任务。如果美国陆军未能在新的战略环境下进行有组织的训练与部署，美国的战略主导地位将迅速衰退——一个在传统军种区分日益模糊的环境下尤为严重的问题。

因此，问题并不是“美国陆上力量是否对战略主导至关重要”，而是应当如何组织陆上力量，使其能与空中力量与海上力量联合行动，以在下一个世纪继续维持美国的战略主导地位？”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