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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 来

编辑|徐 来

《——【·前言·】——》

在智人一统天下之前，地球并非只属于一种“人类”。

在那场跨越十万年的博弈中，至少二十多种人属悄然消失，仅留下一位赢家。

是谁清除了同类？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冷酷真相？

消失的古人类：从多样性到孤存

公元前200万年至公元前3万年，欧亚非大陆与部分岛屿，同时存在21种“人”。

这不是设想，而是考古现场的实证。

从格鲁吉亚的直立人头骨，到菲律宾吕宋岛的迷你人种残骸，种种证据共同揭示，智人并非唯一的“人类”。

吕宋人身高约1.2米，弗洛勒斯人更矮，平均仅1米，颅腔容量远小于现代人，但具备石器制造与用火能力。

印尼弗洛勒斯洞穴的骨骼显示，他们具备直立行走的骨盆构造，生活在复杂的岛屿生态中。

同时代的尼安德特人，已广泛占据欧洲与西亚，骨骼粗壮，肌肉发达。

丹尼索瓦人则在阿尔泰山脉被确认，牙齿与指骨显示出不同于，任何已知人属种群的遗传谱系。

这一时期的地球，是人属的盛世。

7万年前非洲东北部，一支新人种完成演化，开始出走非洲。

这一行为，是全球人属格局改变的起点。

智人出现在东非后不久即展开长途迁徙，从红海南岸进入阿拉伯，继而向北推进，穿越西南亚，进入尼安德特人的腹地。

最早的接触并非战争，基因交融发生在约6万年前的西亚地区。

现代非洲以外的人口，均带有1%-4%的尼安德特人基因，东南亚一带部分族群，还带有丹尼索瓦人遗传片段，表明在多个地点发生了混血。

但这些基因贡献并未带来持久共存。

弗洛勒斯人与吕宋人虽处遥远岛屿，也难逃灭绝命运。

火山爆发曾一度被视为原因，但时间线显示，两者的灭绝与智人，首次抵达时间几乎重合。

人属的“多样性时代”终结于智人的扩张轨迹之上。

从欧洲的山谷到印尼的洞穴，原先的“人类”一个个消失，仅剩Homo sapiens存活至今。

智人的碾压性优势

考古挖掘中，尼安德特人骨骼常见肋骨断裂与头部创伤，大多数为近距离钝器或穿刺伤。

这些伤口与猎杀动物的致伤方式类似，留下的痕迹与复合工具所致损伤吻合。

相比之下，智人武器发生质变：发明了投掷矛、骨制弓箭、石制刀片等远程武器，具备远距离杀伤能力。

而尼安德特人依赖近距离突击，其捕猎方式多靠伏击猛冲，风险极高。

在法国佩里戈尔地区的遗址中，尼安德特人骨架中35%存在骨裂痕迹，多数集中在前肢与头部，暗示其面临更高的捕猎风险。

而同一时期的智人遗骸中，类似损伤比例不到10%。

技术优势只是冰山一角。更决定性的，是协作方式的不同。

智人留下的大型营地遗址中，曾经生活过数百人以上的集群组织，其内部分工明确，有专门的工具加工区、食物存储区与丧葬区。

语言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使得信息传递高效，集体行动可控。

再看尼安德特人社群，平均规模不超过50人，遗址分布零散，大型狩猎证据稀缺。

这一差异，在气候突变时造成生存能力的巨大鸿沟。

距今4万年前，欧洲进入一次小冰期，植被退化，大型动物向南迁徙。

智人可随猎物调动，具备储粮与御寒衣物；尼安德特人行动受限，食物来源日益紧张。

多地遗址显示，他们开始后退，转向偏远山地与洞穴。

同时期的化石记录突现异象：智人活动区扩大，尼安德特人分布缩小。

这一消退并未反弹，从西班牙到高加索，逐步失守，直至3万年前，尼安德特人，最后的足迹在直布罗陀附近消失。

技术、组织与适应性的综合碾压，令其他人属失去生存空间。

共存的窗口期短暂，最终走向单一物种主导的局面，智人不是唯一聪明的“人”，却是唯一赢下这场资源博弈的种群。

智人是否猎杀并食用古人类？

欧洲西南部某处洞穴，一枚尼安德特人，腭骨被切割利器划开，痕迹与动物屠宰场，发现的牛羊骨几乎一致。

切面整齐，剥离整洁，刀具为石质，尺寸与智人工具完全吻合。

法国莱斯·罗伊斯遗址的出土报告中，数具尼安德特人遗骸骨骼出现烧痕、撬裂与刮削痕迹，呈现出典型的肉食处理流程。

骨头被劈成数段，髓质被清除。这类行为不是野兽所为。

在比利时的哥耶洞穴，尼安德特人儿童骨骼上也发现火烤和切割痕迹。

而该洞穴同时出土了智人活动工具与炊火遗迹。

年代测定在3.8万年前，正值两种人属共同分布的末期。

这些不是个例。西欧、北高加索、阿尔泰山一带，多地发现的“创伤人骨”，与智人扩张路线高度吻合。

其中大部分为近战伤——棍棒击打头骨、长矛刺入肋骨、肘关节碎裂，无法通过狩猎事故解释。

行为动因来自于资源争夺。

冰期中期，大型猎物逐年减少，猛犸、野牛、马群不再稳定出没。

智人开始扩张觅食半径，与当地古人类群落正面冲突的几率骤增，洞穴、泉水、狩猎通道成为直接争夺对象。

在对峙中，智人掌握火器、工具、语言协作等优势，而对方处于地理与人数劣势。

屠杀是一种高效排除竞争者的方式。

被杀死的群体不再繁衍，不再夺取猎物，不再威胁生存。

心理机制也在推动暴力极限。

智人与古人类外貌相近，却又“不完全相同”，这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存在触发“恐怖谷效应”——本能性排斥、攻击。

敌视情绪来源于进化本能，对非己群落的攻击倾向早已写入基因。

生存危机下，排异与占有共存。

东南亚的弗洛勒斯人与吕宋人灭绝时间，分别为约5万年前与6万年前。

两者恰与智人抵达印尼与菲律宾的时间重合。

火山爆发与海平面变动曾是解释模型，但考古未发现广泛的地质灾害遗迹。

智人登岛后，留下石器与烧火痕迹，原生人属随即从考古记录中消失。

无法沟通、无法合作，智人将其视为野兽处理，驱逐、捕杀、吞并。

在没有法律、没有道德约束的原始丛林法则下，“猎杀同类”的定义模糊。只要不属于“我们”，就属于敌对。

基因融合与现代人类的遗产

灭绝并不彻底。一部分古人类的“残影”保留至今。

藏族人高原耐缺氧的能力，源于一种来自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片段，该基因在智人祖先中缺失，但在现代藏族中普遍存在。

科学家在EPAS1基因上发现这一变异，使红细胞反应更快，避免高原反应。

尼安德特人贡献了，调节免疫系统的关键基因片段。

与病毒、细菌相关的部分免疫反应，如对天花与流感的抵抗力，与其DNA有关，这不是猜测，是数百份古DNA比对后的结论。

而且部分基因源头根本无法定位。

2019年以后，多个基因检测项目在南亚，与东南亚人群中，发现“非尼安德特—非丹尼索瓦”的古老遗传片段。

长度超过5万年未变异，表明曾与未知古人类发生混血。

学界称其为“灭绝的霍米宁1号与2号”。

这些古人类从未被挖掘出完整骨架，仅在DNA片段中留下痕迹。

也许曾存在于苏门答腊、婆罗洲或中国南部森林中，在智人进入前已逐渐被边缘化。

生殖隔离的讨论曾持续多年。

尼安德特人与智人之间并无完全隔离。

后代不仅出生存活，还参与下一代繁殖，意味着两种人属具备生殖兼容性。

基因学研究显示，双方分化约在70万年前，与狼与狗之间的分化时间类似。

但融合的程度有限，混血比例控制在低位，说明这类行为可能并不普遍，甚至存在社会性歧视或排斥。

文化隔阂、族群标签、语言障碍等因素可能阻断了频繁的通婚。

在现代基因图谱中，除了非洲人群，几乎每个人体内，都携带着一部分古人类的“残余片段”。

这些片段并非无意义，它们参与调节呼吸、免疫、神经系统，甚至部分情绪反应。

这场智人扩张，换来了全球主导地位，却也付出代价。

在短短3万年内，至少5种古人类彻底灭绝，人属的多样性从此归零。智人成为唯一“合法”的人类。

这种“单一人类模式”在生物学上极不寻常。

大多数动物科属中都保留多种分支，唯独人属全线崩塌，生态位彻底被压缩，文明的崛起建立在其他“人类”的失败上。

文明并未从零开始，而是建立在彼此血肉之上，智人扩张是一场入侵，留下的是统治，也是创伤。